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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发彩票2024-01-22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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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国家医保目录发布今年“灵魂砍价”能省多少钱？******

　　中新网1月18日电(中新财经左雨晴) 医保局专家与药企代表每年一度的“灵魂砍价”落下帷幕，新冠口服药、肿瘤高值新药、罕见病新药等首次“开谈”，成为本次医保谈判的焦点。那么，谈判结果究竟如何？

　　18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

18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左雨晴摄

　　患者能省多少钱？

　　——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

　　据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黄心宇介绍，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现已顺利结束。本次调整，共有111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

　　本次新增药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精神病的慢性病用药56种，肿瘤用药23种，抗感染用药17种，罕见病用药7种，新冠肺炎治疗用药2种，还有其他领域的用药6种。

　　本轮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2967种，其中西药1586种，中成药1381种；中药饮片未作调整，仍为892种。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147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判)，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总体成功率达82.3%。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60.1%，与去年基本持平。

　　从患者负担情况看，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双重减负效应，本次调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

　　黄心宇表示，5年来，国家医保局坚持“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决杜绝天价药进医保，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通过谈判准入的方式，大幅降低了新准入目录的药品价格。在很多治疗领域，中国的药品价格由原来的高地成为全球的洼地，中国药品价格首次成为发达国家药品定价的参考。

　　“2018年-2022年，进口药品基本给出了全球最低价。2022年又创新提出了竞价准入的办法，解决了部分非独家药品价格较高、难以进入目录的问题，引导企业以竞价的形式主动降低价格，换取能进入医保目录的机会。”他说。

资料图：阿兹夫定片。　殷立勤摄

　　新冠治疗用药谈判结果如何？

　　——阿兹夫定片等2种药品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此前，国家医保局负责人透露，今年共有阿兹夫定片、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简称“Paxlovid”)、清肺排毒颗粒3种新冠治疗药品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参与了谈判。

　　那么谈判结果如何？

　　据黄心宇介绍，本次医保谈判全力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连续第三年将新冠治疗用药作为医保目录准入条件，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等2个药品通过谈判降价将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涉及的25个已上市药品中，21个品种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对于因辉瑞公司报价高而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的Paxlovid，相关人士透露，不会再和辉瑞就Paxlovid举行专门谈判。此外，默沙东的莫诺拉韦胶囊也不会额外进行谈判。“正常情况下，医保目录谈判一年只举行一次。”

资料图：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正将配送到的药品放入药架。中新社记者易海菲摄

　　哪些重点领域用药补短板？

　　——支持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进入目录

　　黄心宇表示，医保谈判继续支持重点领域药品进入目录，包括国产创新药、新冠治疗药、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疾病，肿瘤罕见病等重大疾病，以及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疾病。“这些药品进一步被纳入了目录，补齐了目录的短板，提高了保障水平。”

　　据悉，本次共计24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最终奥雷巴替尼等20种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83.3%，高于整体的谈判成功率。同时，有7个罕见病用药、22个儿童用药、2个基本药物被成功纳入目录。

　　“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绝大部分都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黄心宇指出，有23种药品是2022年上市当年就被纳入了目录。

　　例如，在肺癌领域，本次谈判不仅新增了洛拉替尼、赛沃替尼等疗效显著的新药，原来目录内的恩沙替尼、塞瑞替尼等药品价格也有显著下降。“医生和患者有了更多的临床选择。”黄心宇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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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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